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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7

编辑:来源:43人阅2018-03-30 09:06:45

  文/图 池渡客

数年前大学同学聚会,同学送我一本书,书名《我的1977》,里面收集了一批当年参加1977年高考考生的回忆文章,其中有我大学几位同学的文章,今借用他们的书名作我此文名称。

没有资格报考中专,只好报考大专

我是1966年初中毕业,属“老三届”。毕业动员时老师说中国三五计划开始,国家需要大批人才,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前途一片光明。同学们听了都兴奋不已。但随之而来的  “文革”却改变了一切。毕业时,没有升学考试,而是按家庭政治条件决定我们的去向,政治条件最好的升高中,次之进工厂,读中专,剩下的到农村插队。1968年秋我到农村插队,1977年秋,已是我知青岁月的第十个年头,前途一片渺茫。“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南京知青之歌》歌词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沉重的体力劳动、贫乏的物质生活还能咬牙坚持,但随着同伴通过各种途径参军、招工、推荐上学离开农村,当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在现实面前再无人相信,剩下的知青普遍情绪消沉。但我想读书的梦始终未灭。因家里政治条件不好,解放前祖父本人经商,从祖上继承了二十来亩田,解放后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此后几十年它像幽灵缠着我和兄弟姊妹,带来的都是噩梦。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是国立中正大学早期毕业生,毕生从事教育。“文革”中因他抗战中参加过蒋经国在江西赣南主持的抗日组织,被诬蔑为潜伏特务;因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被说成是蒋介石的徒子徒孙;解放前因参加过抗议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肢解外蒙古的活动,被认定反苏反共,反复批斗。虽然后来平反,但当时对我的影响可想而知。父母都为人本分,不会托人找门路,事实上也无人可托,参军、招工、推荐上学均与我无缘。1977年初,大队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因我是知青,在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平时劳动也能吃苦,就派我去学开。我很快通过理论考试,拿到学习执照,然后又通过机耕考试,再下一步就等路考通过拿正式执照,如无意外,我将是一个农村拖拉机手。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道知青都可报名,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公社交了五毛钱报名。那年江西大专和中专的报名、考试是分开进行,我最初目的是尽快离开农村,想报考中专,但报考中专限二十五岁以下,我已二十七岁,只好硬着头皮报大专,知道自己只有初中水平,选报了文科。后来填报志愿时也是这种想法,第一志愿是本地区的师专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江西师院历史系,第三志愿是江西师院中文系。父亲知道后长叹一口气,却给我泼冷水,劝我别考。其实我知道父亲何尝不想我读大学,只是我姐姐高中时成绩很好,1964年高考却名落孙山,后来知道不是考得不好,而是政审不过关,而我只初中毕业,且离开学校十年,能考上吗?“文革”虽然已结束,但政治气氛乍暖还寒,即使能考上,政审能过吗?他是怕我到时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我理解父亲的想法,可五毛钱不能白交,我一天还赚不到那么多;而且,想读书的梦还未灭。

复习与考试

报名后留给我的复习时间不多,我请假回到城里,发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在校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都在忙于准备高考,我首先去找课本,经过破四旧和数次抄家,家里哪还有课本?没办法只好去借,出去一问,有课本的人家早就被人借走了。好在几个堂兄弟姐妹有的是应届考生,有的先借到了课本,我便凑到一起复习,人家看数学书我就拿他的政治书看,人家看历史书我就拿他的地理书看。我有一个堂姑父在中学教高中历史,那段时间课余给本校教工子弟辅导高考,我也趁机赶去旁听。期间还要回大队跟车,然后再请几天假,来回两头跑。

江西高考时间定在1977年12月3日、4日两天,收拾考试用具时发现考数学用的三角板,量角器,圆规都没有,只好到当技术员的姐夫那里借用。考前一天下午赶到县城,看了考场,考场设在县一小。县政府在县二小安排了考生住宿的地方,就是在教室里铺一地稻草,考生自带被盖。教室里点了几支蜡烛,烛光在寒风中飘拂不定,有几个考生围着蜡烛看书,在作最后的努力。我没带被盖,晚上借宿朋友家,朋友的哥哥也从插队的地方回来参加高考,同时还有数位考生借宿,那晚三个小伙在单人床挤了一晚,次日得知当建筑工人的表弟工地在县城,便去工地工棚和表弟挤了一晚。

那年高考文科不考英语,只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后来数学也没算入总分。如用现在标准衡量,考题很容易,都是基础知识。记得语文考了翻译一段文言文《自相矛盾》,我读懂了意思,基本翻译出来了。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打草稿时我写的是开拖拉机途经南昌,师傅去商店买东西,我趁机去参观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草稿打了完,考试时间也过了三分之一,觉得内容老套,犹豫片刻,想起拿到准考证时激动心情,那才是难忘的时刻。以前参军、招工、推荐上学即使报了名,都在第一关就被刷,现在拿到了准考证,虽然不知能否考上,但毕竟可以和别人一样堂堂正正走进高考考场,这在我已是终生难忘,时间已不够打草稿,随即奋笔疾书,因是写亲身感受,竟一气呵成。

考政治得益平时看报,当时生产队被摊派订了《人民日报》、《江西日报》、《参考消息》,可生产队没几个人识字,以前都是男人拿去卷烟或妇女拿去剪鞋样,我和队里说好让我看完再给他们,所以政治时事也大概了解,不至于一筹莫展。至于能拿多少分,心里没底。历史和地理不难,感觉比政治考得好。

拿到录取通知书

考完我仍回大队开拖拉机,也不指望能考上。大约一个多月后,公社办公室打电话到大队,大队会计接了电话,说公社通知我考上了,让我自己接听电话,当时我正在修拖拉机,一手油污接过电话,当时还以为有人和我开玩笑,直到电话那头要我去公社拿体检通知才知道上了分数线。到县医院体检通过,再下来就是政审,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父亲知道后比我还焦急,政审已断送了姐姐的大学梦,难道我又要重蹈她的覆辙?父亲因家庭问题影响儿女前途深感内疚,但文革”前就有高考先看政审再看成绩,对于家庭成份和政治条件不好的考生予以降格录取和不予录取的政策。极“左”政策给多少青年、多少家庭带来影响。

1978年春节前夕,得知录取名单已到地区教育局,托人去打听,消息传来:我被江西师院历史系录取。同时得知堂兄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二叔和三叔的女儿也是知青,都考上了中专,前者是师范,后者是卫校。二叔的女儿读了高中,文化基础比我好,报考时想考大专,二婶把考回城里当第一目标,硬是逼她改报中专,以她的水平,考上大学的机会比我大,却只考上中专,我原本只想考中专,却考上大学本科,真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当时全家分散在几个地方,母亲1969年去世后的几年春节再难有阖家欢乐的团聚,在知道我考上大学,父亲和弟弟都回来了,终于有了一个喜庆的春节。我弟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当时是县建筑公司的木工,看到我考上大学,也决心复习备考。1979年他考上山东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又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此是后话。

春节后,我回到生产队拿到录取通知,回家整理行装,准备开学。

我的班级

1978年3月1日到校报到。全班四十二人,进校前身份不一,有退伍军人、赤脚老师、回乡青年、工厂工人,医院职工,但人数最多的是知青,有半数以上,其中十多个是上海知青。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最小的1958年出生。四十个男生,两个女生,后来听班主任说原计划是录取四十人,录完后一看全是男生,整个和尚班,传出去怕人笑话,便从中文系调剂两个女生过来。开学不久,又扩招了五个走读生,四男一女,他们除了不住校,其他和我们一样。奇怪的是这四十多个同学没有一个是中学应届毕业生。班主任是刚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比我们很多同学都小。那时我们都很自律,学习、生活井井有条,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但我们对他仍很尊重。江西师院在“文革”中一度迁往井冈山,校园被多家工厂占用,我们进校后还有几家工厂没有迁出,校舍不够用,原来的一个饭厅成了我们的教室和宿舍,  一半排了几排长作上课用,一半排了二十张双层床作男生宿舍。“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共同想法,晚上图书馆要抢位,教室的灯午夜还是亮的。毕业时部分同学考研,那时研究生录取人数很少,全院考上十一、二个,当时历史系是小系,每届一个班,却考一下上五个,令人刮目相看。

大学上课是两小时一节课,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的年纪很大,同学们怕老师上课口渴,便买了一个茶杯,设定值日制度,每天上课由值日同学带上茶杯和一瓶开水去教室,上课前泡好一杯茶,课间还要续水,事情虽小,可见师生情深。毕业联欢会上,班长亲手把这个茶杯传给78级班长,希望尊师重教的作风能传承下去。

同学许为杨

进了大学还不能说万事大吉,当时规定入学后要进行政审和体检复查,两个月内有问题要劝其退学,政审主要是查“文革”中的“四种人”,艺术系有新生被人举报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好在学校以爱护青年为由,网开一面,未作清退。但不幸落到我班同学许为杨头上,他年龄偏大,外表看老成持重,还是党员,体检复查查出他有开放性肺结核,具有传染性,学校从全局着想要劝其退学,这对他打击很大。一方面他向学校表示可不在学校吃住,上课坐在最后面,把影响降到最小,希望留在学校完成学业;一方面班上同学集体签名上书系领导,恳请留下许为杨,我们都知道上大学的机会是多么珍贵,他的病即使会影响我们,大家也不想放弃他。但学校最后还是不为所动,劝其退学,但也没有强行清退。事情到此地步,许为杨仍按时上课,尽量不和我们接触。随着工厂搬迁,空出了一些房子,我们班也分到宿舍。搬宿舍那天,我因有事,比同学搬得晚点,天色渐暗,我还有单人桌没搬,当我走进搬空的半边饭厅,只剩下两张单人桌,朦胧中看到有个人默默坐在角落里的长凳上,走近一看是许为杨,这次分配宿舍没分他的床位,他无处可搬,心情可想而知。见此,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安慰他。第二天,再没见他来上课。

1979年5月,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报上登出新当选的全国学联主席和副主席名单,在副主席名单中有许为杨,同学都猜测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同学,有好奇的同学去打听,结果还真是他。原来退学后接着参加了1978年高考,考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当时是江西唯一重点大学,后改名江西农业大学),是农大学生会主席,代表江西参加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我们毕业前,又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全国学联副主席许为杨在上海医院病逝。后来同学聚会每聊到此事都是一声叹息。